德國之聲中文網（以下簡稱德）：《2012煤炭真實成本》顯示，按目前中國煤炭生産、運輸和使用的技術及末端治理情況估計，每噸煤産生的環境和健康影響爲人民幣260元，能否介紹一下在計算的時候是怎樣將煤炭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量化成貨幣成本的？

滕飛：我們主要是分兩步，第一步是把煤炭消費産生的空氣污染，通過模型裝換成人民生命的超額死亡。然後再把超額死亡，按照支付意願把生命的損失轉換成貨幣。說白了就是消費者爲了自己的一條人命願意付多少錢。

德：針對報告中計算出的人民幣260元的成本，中國目前煤炭定價機制中的環境稅費僅爲人民幣30元～50元／噸煤。政策層爲何能夠容忍這兩個成本之間有如此大的差距？

滕飛：這個差距首先體現在消費者這一邊，也就是消費端。消費端目前每噸煤的稅費水平大約在人民幣5塊錢。而我們估計，對於消費端健康的損失每噸煤能達到人民幣166塊錢。目前政府正在調整在消費端的污染物稅費。正在考慮新的環境稅的制度。其中會把這一部分低估的健康成本在新的環境稅的框架裏面予以考慮。

德：提高環境稅能否解決問題？需要考慮到哪些方面？

滕飛：通過價格是一種手段。通過把外部成本內部化是矯正這種市場失效的主要政策工具。當然還需要結合其他的一些政策手段，比如說標準、管制等手段綜合起來才能發揮效應。

德：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因煤PM2.5排放導致超額死亡人數總合約爲67萬。能具體介紹一下是怎樣得出這樣的結果的嗎？

滕飛：這主要是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團隊，利用現有的統計資料，根據現在統計資料的情況把因爲PM2.5的死亡人數從總死亡人數中剝離出來。然後再考慮燃煤對PM2.5的貢獻，進一步把因煤PM2.5導致的死亡人數進行了計算。其中考慮了四種健康結局，就是因爲PM2.5引起的中風、心血管、肺癌等疾病。加總起來之後，是67萬。當然這67萬人是統計學上的一個概念，是結合風險因素後計算出來的一個結果。不是說這67萬人就是因爲PM2.5污染而死亡的。因爲死亡會有多種原因，是多因素疊加的結果。

德：那其他那些因素是什麽呢？

滕飛：比如說你的飲食習慣，你基因的情況。種種因素疊加起來才會導致死亡。

德：據您了解，像《2012煤炭真實成本》這樣的報告能夠在何種程度上得到政治決策層的重視？

滕飛：首先，我們從科學的角度把煤炭的真實成本揭示出來。有利於決策者和公衆對這一數位有所了解。因爲之前這個數字並沒有被明確的計算出來。大家在做政策制定的時候也沒有相關的依據。我們想，我們這個報告主要的作用就是把這個數位擺在桌面上，爲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個參考。這也是該報告最大的一個作用。有這個數和沒有這個數還是不一樣。

德：在中國，造成PM 2.5污染程度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是什麽？

滕飛：我們的研究裏面也有考慮了PM2.5的主要來源。其中有50％～60％可以歸因爲燃煤的使用。也就是說，因煤的PM2.5的排放，包括一次和二次顆粒物占中國目前PM2.5的50％至60％。我們以煤爲主的能源結構，是造成目前PM2.5排放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也包括一些燃煤設施，其末端的除塵以及減排的治理措施沒有完全到位。

德：您長期居住在北京，現在北京的各種污染到底會給居民的身體健康帶來怎樣的短期和長期上的危害？換句話說，生活在北京是不是折壽的一件事？

滕飛：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PM2.5除了致死之外，還有許多短期的急性的影響。比如說對呼吸系統的影響以及造成過敏反應。去年麻省理工大學和北京清華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給出了一個結論，就是說生活在北方的中國人因爲PM2.5的污染，會比南方的中國人壽命短５．５年。當然這個研究很有爭議，但是由於污染導致人體健康壽命的損失，這個結論是毋庸置疑的。

德：APEC期間，北京政府又重啓了許多2008年奧運會期間的緊急措施改善空氣質量。事實是北京的空氣質量這幾天確實受到了大衆的誇讚，甚至有人建議應該將APEC改成周會形式召開。另外也有許多民衆建議應該長時間執行機動車單雙號限行規定。您對此有何看法？北京的APEC藍是否說明治理空氣污染，其實是可以做到立竿見影的？

滕飛：治理空氣污染可以做到立竿見影，但是這個社會成本也很高。因爲空氣質量不是一個城市的問題，而是一個區域的問題。北京空氣質量的提高不僅僅取決於北京是單雙號或減排多少，還要取決於周邊的河北，也就是京津冀整個大區。PM2.5是長距離運輸，在河北排放可以飄到北京。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要對整個區域進行統一的佈局和管理，才能有效的提高例如北京以及相關城市的空氣質量。單純的一地治理，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空氣質量。

（滕飛：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氣候變化國際政策與國內政策、氣候變化綜合評價模型及能源經濟學等研究，是《2012煤炭真實成本》報告撰寫者之一。）